赵振宇系列回忆录⑧：回忆在《长江日报》工作的文字岁月-尊龙凯时首页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1982年2月，我作为“七七”届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长江日报，先后在评论部、出版部、下午版、周刊部、文化报和评论理论部工作，2001年2月调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在报社工作的19年时间，是我人生的重要时段。特别是在省、市委宣传部和报社领导下，在报社同仁的帮助和共同努力下，我从接触新闻起步并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新闻理念，经受了锻炼，取得了一些成绩，为我调入大学从事新闻教学和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不仅引起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也促进人与社会关系的改善和进步，其间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决议》公布，为贯彻中央精神，1987年1月23日报社适时推出了《人与社会》周刊，宗旨是：关心人、研究人，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四有”新人。该版以新闻的敏锐发现问题，以理论的深刻研究问题，以多样的手法表现问题，以平等交流的态度与读者探讨。在1988年的全国好新闻奖（后改为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我和同事王志远、屠礼汉主持的《社会中来》获全国唯一的好专栏一等奖。

《社会中来》获1988年全国好新闻作品一等奖。

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既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在工作之余从事评论写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先后在《长江日报》上写了以下一些评论——

《把“直接对话”搞得更广泛一些》（1985年11月7日刊登，11月17日文摘报转载）：目前直接对话的还不广，还需要拓宽。加强各个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全党的事。不仅省市主要负责同志应该下去，各部、委、办，各区、县、局，甚至各厂矿的书记、厂长也应该下去；不仅应该到高等院校，也应该到工厂、农村、部队、商店、医院等单位去；不仅应该召开座谈会，还应该到校舍、车间、地头、营房、店堂、病房，采用各种方式，广泛地和群众直接对话。

《百家争鸣少不了反批评》（1986年7月7日刊登，7月24日《文摘报》转载）：学术研究有一条规律，就是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辩越清。真理不会因为谁的地位高知名度高，谁先发制人，就扑向谁的怀抱，同样，错误也不会因为反批评者的出现而使其扩大和蔓延。要真正形成一种健康的批评和反批评的空气，有一个观念需要更新，就是对谦虚的认识。谦虚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实事求是，服从真理。要求人家对批评见不管正确与否，不管同意或不同意，一律无条件接受，是鼓励虚伪。

《民主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1986年7月4日刊登，7月11日《工人日报》转载）：民主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体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那种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目的就实现了，至善至美，不需要建设和发展了的观点，那种把民主仅仅理解为目的，或仅仅理解为手段，或此时为手段，彼时为目的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稳定是为了发展》（1991年5月6日刊登，7期《新华文摘》、5月19日《文摘报》转载，获当年湖北省好新闻一等奖）：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这是我们办好一切事业的基础，大局之所系。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稳定方针，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它，在这方面来不得半点形而上学。如果把稳定当成静止，该革除的不去革除，该开拓的不去开拓，在治理整顿中不是进一步完善、发展改革措施，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将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整”掉了，将会妨碍我们事业的发展。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绝不是一潭死水。要保证在稳定中发展宜从两方面入手：一、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其二，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人们的承受力。这些观点在发展中的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获1991年度湖北省好新闻一等奖证书。

《数据作假是权力腐败》（1999年4月4日刊登，获全国副刊优秀奖）：统计数字中暴露的问题，不仅是对科学的亵渎，有的就是一种权力腐败！一个部门、一个地方以至整个国家，连统计数字都是虚假的，由此而制定的那些计划、规划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按照这种计划、规划而作业还能有好的结果吗？基础都是虚假的，大厦还能不倒么？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问题已经暴露，当务之急是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科学统计、检查方法；对作假者的整治措施；对揭发和纠风者的保障、奖掖法规。

2015年7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同志去世。7月23日，长江日报刊发的一篇报道，谈到33年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给我回信的有关情况——

本报讯（记者张维纳）昨日，万里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33年前，我给万里写过一封信，一周后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在电视机前观看万里遗体告别仪式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回忆。1982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环境保护》杂志扩大征订的广告，广告中称，这份杂志是9年前万里同志在北京市工作时指示创办的，并根据他的指示确定了办刊方针。当时在长江日报工作的赵振宇看到后，认为杂志借领导人招徕读者不妥当，“我当天就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想法。”赵振宇回忆，收件地址写的是“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收件人为“万里”。令赵振宇意外的是，一周后，他就收到了万里的回信。赵振宇至今还保留着这封回信。万里在信中说，“振宇同志，收到你十月十三日来信，得知了你对北京《环境保护》扩大征订广告的意见。你的意见是对的，我很赞成。所提问题，值得注意。已将你的来信转请北京市委核转该刊认真研究改正。专此致复。谢谢你的好意，并致敬礼！”落款为，“万里，十月十七日”。

“我那时参加工作，致信万里，仅是一家之言，没想到得到肯定回复，确实意外。”据武汉市图书馆馆藏的1982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显示，《环境保护》杂志再次刊登广告时，“根据万里指示创办”的表述已不见踪影。

30多年过去了，捧读万里同志的签名回信和看到那家杂志的两份不同征订广告，我在当年第8期《武汉宣传》上写了《万里回信告诉我们什么？》：“第一、怎样联系群众，如何回应群众？ 第二、怎样将正确意见贯彻落实到位？第三、媒体怎样宣传自己，如何接受批评意见？万里同志以99岁高龄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的绝不只有这件事，也不只是讣告里写的那些丰功伟绩。他将以一个伟大传奇人物的形象留存于人民的心中，记载在中华民族璀璨不朽的史册上。”

2015年7月23日，《长江日报》刊发的报道和当年万里同志回信复印件。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一种追求，更一种责任，它体现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蓝图中，它体现在政府工作人员不懈努力的高效工作中。为此，我写过多篇评论，有的是担任市政府参事时应邀撰写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以来，我国的民主监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仅此还不够，还必须做到‘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这是我们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政府工作为了啥》，2012年12月24日）

好的政策推进落实，怎么落实，谁说了算？广大市民说了算。百姓脸上没有表情或很沮丧，你“自我感觉”再好也是白搭。（《多看看百姓脸上的表情》，2017年2月11日）

“民有所求，我有所为”应是一件与时俱进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目标。这种“所为”，应是积极、主动、及时、高效，而不是消极拖沓、应付交差、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像是撞钟却没有响声！这种“所为”应是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我必有应”要见水准》，2019年2月26日，3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

除此，还写了《开会不等于“贯彻”》（2000年8月29日）、《赞“老百姓说了算”》（2002年2月11日）、《每个人都是城市的名片》（2011年12月29日）、《“方便”设在方便处》（2010年6月21日）、《“爱心卡”不要读出声》（2011年2月13日）、《请挂好和校准城市时钟》（2011年9月7日）、《深入办好“十件实事”》（2016年11月4日）、《更主动地寻找民之所呼》（2017年8月29日）、《政府承诺 一诺千金》（2018年2月2日）等等。

“电视问政”是武汉市多年来坚持的一个接受民众监督，促进政府工作改进的一档电视节目，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重视和广大受众的好评。从2011年起，我以“特邀评论员”的身份连续三年参加了这个节目，中央电视台也曾作过连续报道。我不仅被观众评为“最犀利的评论员”，还引起海外媒体关注，接受了英国bbc电台记者的采访。同时，我也从新闻传播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撰写了一些评论。如2012年7月，我先后写了《政府不能为破坏者买单》《剪刀下的责任》《让“马上就办”成为常态》《怎样面对新闻媒体》系列评论，12月3日写了《怎样认识和参加“电视问政”》。2013年7月，我又写了《如何看待官员的应对“套路”》《如何看待现场观众表决》和《如何看待“电视问政”》。除此，我还在《民主与科学》（2012年4期）和《新闻战线》（2013年9期）等媒体发表了对“电视问政”思考和研究的理论文章。

中央电视台报道 现场点评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编辑采访

随着时代的进步，新闻传播越来越向着融媒体多元化的趋势发展。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便开展了这种尝试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由长江日报周刊部（时任周刊部主任）、武汉电视台经济部、武汉电台新闻部联合主办的《热门话题纵横谈》专栏，于1994年1月15日推出第一期，武汉市三家新闻单位联成一体，发挥报纸、电视、广播的不同特点增强了报道的力度，整体优势非常明显，是一种成功的尝试。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作了指示，表扬了这一专栏，并要求中宣部新闻局和中央电视台派人总结武汉3家新闻单位联办的经验，向全国新闻单位宣传，促使新闻报道形成合力。湖北省新闻奖励基金会分别向三家参与者颁发湖北新闻奖 · 特别奖。《新闻记者》《新闻战线》先后介绍了这一做法。

《热门话题纵横谈》获1995年度湖北新闻奖·特别奖。

我们不仅进行本地多媒体的合作，还组织了国内跨地区间的媒体合作。为了追寻武汉支边者30年的奋斗和业绩，长江日报派出记者分赴新疆和云南，探索一条内地与边疆多种媒体相互合作之路。1995年5期《新闻界》以《寻访当年支边人——记长江日报与新疆云南报界的成功合作》为题进行了报道。武汉新闻工作者协会为这次活动召开报告会，对这种创新和探素表示肯定，对记者的深入作风予以赞赏。1996年12期《中国记者》又在《新闻宣传 形成合力》专栏中作了介绍。

长江日报的理论宣传是它的一个强项和特色，在这种氛围中，我也学习和撰写了一些理论研究和探索的文章。我在《正确认识社科成果的创新价值》（1996年7月16日刊登，8月12日解放军报、9月7日人民日报理论版转载）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劳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新，评价其成果的重要标准也在于它的创新价值，为此，要处理好创新与阐释的关系；创新与综合的关系；创新与科学的关系；创新与实用的关系；社科成果，不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科学，都是要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科学要指导实践，但它绝不是仅仅解决眼前的、局部的实际问题，它还必须揭示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所以，应有超前研究意识。超前研究贵在先行，重在导向，它启迪人们的思路，开拓人们的视野，其创新的含义是十分明显的。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序化》（2015年5月15日）：文章中写到，一要调适程序，使系统运动趋势于一种整体上的和谐完美；二是多数人的意志要程序才能表现和承认；三是程序规范方能保证民主政治过程科学。此稿署名身份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中心主任、武汉人民政府参事。这个内容曾在2014年8月24日参事室学习十八大报告会上作过演讲。

《推进建设良好的网络精神家园》（2018年4月22日）：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是网络媒体的最大优势。人们孜孜以求、不懈努力所争取的自由不仅是行动上的，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的。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同时也对网络传播的管理，网络文化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谓“有序”，即指应保障和扩大理性、合乎程序的政治参与，而对非理性的政治参与应该加以引导和管理。网络表达是政治参与的有效路径，因此，对其进行引导和秩序管理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民众在通过网络表达自己意愿时须在科学精神、民主意识、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的准则下予以进行。

2019年12月31日，长江日报《读 周刊》刊发本报记者肖畅对我出版《讲好真话》后的专访。导读指出：“互联网时代，人人掌握麦克风，但如何说负责、理性的话，技术门槛不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赵振宇的新著《讲好真话》，近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把握时代背景，以积极审慎的政治和理论视野，指出科学有效地进行意见表达，讲好真话，是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内容。书中从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四个层面阐述了新媒体时代讲好真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说明了培养与提升这些基本素质的意义和方法。”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本书作了介绍：手持麦克风，也要克制“抢先发表”的冲动； 协商对话，要对他人有“同情之理解”；在政治参与中，让自己成为善于表达意见的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国领导人也强调，“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对发现的问题，要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新华社北京 2022年12月27日）2023年6月28日我在理论版上写了《讲真话 讲实话 讲心里话》一文。文章中写道——

所谓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就是讲自己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意见和建议），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讲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讲自己可以讲好的话。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常常与“虚假”“伪装”相对应，“虚假”说的是与现实不符，而“伪装”则是凭借外部力量有意掩饰真相。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因此，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其实质上就是一种“实事求是”作风的真实体现，它镌刻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大门题词石上，足见其重要性。

讲真话好，讲真话难，正因为难才需要我们大家都努力去实践，积极努力做到在发现问题或问题端倪时快说真话；要在人们赽趄不前、嗫嚅而言时敢说真话；要在人们能说真话时说好真话 ；要将真话时常挂在嘴边常说真话；要在讲了真话且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错误后认账改错。讲真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能够做的地方和时刻做起 ，讲出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管用的真话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则最终评判人们认知和实践的是非功过、真伪优劣。

2023年6月28日理论版上刊发《讲真话 讲实话 讲心里话》一文，6月29日即被荆楚网和《学习强国》转发。

长江日报的理论宣传遵循中央精神，坚持地方创新，受到好评。2001年1月8日，长江日报在报眼位置刊发《增强说服力 提高战斗力 中宣部推介本报理论宣传经验》。报道中说本报坚持舆论导向，加大理论宣传力度，探索新的内容和方法，既保证理论宣传的科学性和指导性，又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使理论宣传为广大读者乐于接受。文章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本报的经验。

一是开设《理论与我们同行》专栏，邀请专家学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读者与本报理论编辑一起，就社会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解剖典型，总结经验，通过服务实际、指导实际增强了党报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二是开设《大家出题大家谈》专栏，就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让读者出题，市民共同参与讨论，让读者与专家共同思考，使理论宣传既有专家学者深刻的思辨，又有普通市民质朴的道理，传播交流了思想理论信息，提高了理论宣传效果。三是推出了《理论随笔》专栏，每月请一位专家主持。2000年7月，我主持了《程序科学化系列谈》五篇。2001年10月，我主持了《社会科学功能系列谈》四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也随之进行着改革。1996年9月至1998年10月，我出任兼并后的《文化报》总编辑，这是我在长江日报工作期间的一段重要时光。《文化报》是从市文化局办的一张专业报转化而来的，进入长报集团后，我们给它确立了新的办报方针：“以新闻敏感报道文化现象，以文化视角透视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报人，办好报纸永远是第一位的。我除了参与记者们的采访报道外，更多的是撰写评论，与读者交流思想。1998年元旦开始，我开辟了一个与读者交流探讨的《总编茶座》专栏，每期一篇。在“茶座”里先后发表了以下一些小文：《感谢提醒，欢迎批评》《请君莫信邪》《集思广益把事情办好》《摘去几顶乌纱如何》《查清一条界限——莫把文学当新闻》《学术研究拒绝抄袭》《请说一声：“向我看齐”》《莫叫英雄受屈》《追求栏目和宗旨的一致性——为“东方时空”进一言》《再谈文凭与水平》《进言、纳言及其他》《纳税人意识与公仆观念》《愿模拟检查到永远》，等等。《本报慎用“著名”》（1997年4月26日）被中宣部内部通讯16期表扬；《少一点“老百姓”如何》（1998年5月21日）收入第4期《杂文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举国欢庆，各媒体都为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浓妆艳抹，评论自然少不了。作为一张地方文化类的周刊，不论从时间和份量上都不足以与中央和地方的各大媒体比拼。于是，我们在6月26日周刊出版时写了一组三篇署名“本所评论员”的标题评论——①写在香港回归前：发展是硬道理——切记国强民富才能将颠倒的历史重写；②写在香港回归时：今天全国放假——毋忘国耻未绝金瓯一缺神州统一大业；③写在香港回归后——且喜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更加繁荣。这组富有创意的标题评论获年度武汉好新闻奖，《新闻出版报》予以介绍。

1998年2月12日，针对大家议论纷纷的春节晚会，我在文化报上写了一篇《和谐之美》的评论，参加'98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文章在列举了当年春晚节目的苦心安排后写道：“春节晚会年年难办年年办，越办越难越难越办，何故，就是为了一种和谐，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和谐，12亿人56个民族大家庭的和谐。……推而广之，和谐，也是为了吸引和规范人类运动的自然法则，不是这样么？”就是凭着这番评论，在63万观众来信中，本人作为10位嘉宾之一受到晚会邀请，参加了3月21日中央电视台节目评选颁奖晚会“实话实说”现场，接受了主持人崔永元的采访。

《文化报》发表《和谐之美》

中央电视台视频截图

讲课时的现场图片

报纸办得好坏，关系到每一个长江报人的生存和发展。关心它，爱护它，为它的发展出谋划策，积极建言，是我从大学毕业到报社工作后养成的习惯。1984年4月26日，由报社编办编辑出版的《长江报人》刊发我对报社边整边改四个方面的16条意见。《编者按》说：“赵振宇同志对报社边整边改提出的几点意见，情深意切，值得一读。本报办得好坏，作为长江报人确是‘匹夫有责’！希望大家像赵振宇同志一样，在这改革之年，关心本报，勇于思考，尽抒己见，多出主意，而且振奋精神，共同奋斗，这样，就一定会使我们的报纸别开生面！”

由报社编辑出版的《长江报人》版面

我热爱这份报纸并为它付出，在报社工作的日子也使我受益匪浅，对我以后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这里有一段插曲颇能说明问题。我调入大学后几年，学校开始了“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名师”的评选。我来自媒体，在教学中不仅理论联系实际，还能帮助同学们思想观念的形成和提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老师的好评。学院对我的工作也十分肯定，多次推荐我参加学校的评审，但十分遗憾，屡屡因为我高校教学工作年限太短而不能如愿。参加评选的老师多是十多年二十年以上高校工龄的老教师，在他们面前我五、六年的教龄显然太短。在回答评委的疑问时，我说过这样的话，“新闻课是一门理论联系实践很强的课，我的讲课受到学生们欢迎，与我在长江日报工作的十九年时间有关。在报社我学到不少的东西，在这期间我也时常到高校讲课，锻炼和提高了我的传授能力，评教学名师不能以教龄时间长短论英雄啊……”这番话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2011年我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第六届教学名师，同年又被评为“宝钢奖优秀教师”，后来，还被评为“华中学者”和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2018年我主持的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改革项目获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级奖。

时间过真快，我在报社工作19年后离开至今又过去了20多年。我曾作为报社好新闻阅评专家，回报社与诸位新老同事分享办报的经验与快乐。报社在创刊70周岁生日之际，邀请曾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志聚会，还给我们每位送上印有“长江日报”字样的保温水杯。现在，每有出外讲课，它就放在我的讲台上。作为一位长江报人，虽然换了岗位，但对培养我成长进步的报社怀有的那份感恩之情却时时铭记在心，须臾不可忘却。我每天看着报社送来的报纸，版面上我熟知的老面孔渐渐少去，更多的是近年和刚刚入职的新朋友。我为他们不懈地坚守和超越而感佩，为他们成功的策划、报道、评论和新闻著作出版而叫好，与他们交流，给他们鼓劲，为他们广而告之。在我的演讲报告中，在我撰写的论文中，经常会用到长江日报的作品，有多篇案例被收进我撰写的国家教材《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的修订版。我为他们的成就而高兴，我为有曾工作过的长江日报的发展和辉煌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