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宇系列回忆录①：回忆在《光明日报》的文字岁月-尊龙凯时首页

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赵振宇，自1982年进入长江日报评论部，后调入华中科技大学，40余年一直从事新闻评论实践、教学、研究。其间，在高校率先开办新闻评论方向班、成立评论研究中心，先后荣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名师、华中学者、“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撰写《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两书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了让更多评论作者深入了解学习，红网红辣椒评论频道定期刊发推出“赵振宇系列回忆录”系列文章。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主办，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思想文化大报，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对于普通读者来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影响着我们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历程。

引起我的注意并成为《光明日报》的作者，是1986年8月10日，我在《人民日报》一版写了篇评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引起了海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在12日一版转发了这篇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

1987年7月5日，我以《提倡讲心里话》为题，在一版“每周评论”中对此话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有些人不愿讲心里话，不是表现在一切时空、一切事物上。现在较为突出的是，心里语在私下多，在公开场少；议事多，谈大事少；赞扬得多，批评得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了克服这一现象，有必要端正以几个认识：一怕讲了心里话，讲错了被人抓辫子、戴帽子。二怕讲了心里话，得罪了上级和同事，不好处理上下级或同志间的关系。三怕讲了心里话，因为材料不全面而不科学，或被实践证明是错话或不正确意見，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我在评论中指出，人们的知识和思维都是有限的，要一生一世、每时每刻都讲话科学、全面、正确，是不可能的。当然，任何人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讲话时，尽量多掌一些材料，尽量科学、全面、正确一些。那种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无中生有的态度和作法，是需要摒弃的。但是，为了怕犯错误，就明哲保身，紧口慢语，也是时代不允许的。

公民的意愿表达是民主政治中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和有关方面听取民意也是常事。现在，全国不少城市都加强了网络与市民的沟通，方便群众在第一时间顺畅跟踪政府部门办事进度，进行满意度测评，促进了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受到大众的好评。但是，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某种程度、某种表现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于是，我写了一篇《对民众呼声，更要“有所为”》，指出对于“民有所呼”，政府相关部门大都做到了“我有所应”，有的还很及时。但是，这些回应有不少只是具体涉事单位的说明、解释、推托，强调客观因素的多，真诚道歉、分析检查、从主观上自省的少。不论是网上留言，还是电话回复，语气上很温和，“不好意思”“请您谅解”“考虑到您反映问题的心情”……这种回应本身是需要研究改进的（有的“所呼”，还没有“所应”）。现在我要说的是，“民有所呼”，不仅要求“我有所应”，更需要“我有所为”，只有把老百姓反映的问题真正解决了，解决好了，这才是我们政府和其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

从《长江日报》调入大学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我关注的一个话题，为此我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在《学生是学校的名片》（20050524）一文中写到：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毕业生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走上社会是否能显现出与其他“产品”的不同和优秀，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社会，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每个毕业生都是学校的名片，他们的整体表现都在为一所大学（对于一流大学来说更为重要）作生动形象的广告宣传。这种力量是广泛的也是长久的。为此，以下几点我以为需要引起注意：其一，教师的职责首先是教好书。即使是完成重大课题，撰写经典论文，也是要有利于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最终有利于对学生的培养。大学必须以学生为本，这是不容倒置的。 其二，人事考核要有利于促使教师教好书。其三，教书育人要着眼于全体学生。一个学生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可能只占几万分之一，但是，对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重要比例。我们只有将培养目标定位于我们的每一个同学，才有可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学成后，能从总体上反映我们学校的良好形象。

后来，我又撰写了《老师也是学校的名片》（20110622），指出这应是从教者的一种自律和追求。古人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从学生们的称赞和期许中，从教者应该感到一种职业的责任。我们的一切努力和投入，都要从有利于学生的培养和发展着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万万不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从教者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到实践中去，向社会学习，向学生们学习，永远是老师们与科学研究并行不悖的任务。

我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办学模式亟待改变》（20150326）中提出，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教学的教师考核和晋升制度。要让授课教师享受荣誉和物质上的丰厚奖励，百万元奖励、十万元奖励优秀教学者的事情要更多，并成为常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下重科研、轻教学的办学模式，回归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正道上来。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我写的评论也多有涉及。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我针对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著书立说，或进行科学实验、咨询、兼课等劳动时，常受到主管部门和社会的非议，写了《要奖励知识分子的业余劳动》（19861026），提出奖励不仅包括八小时以内的劳动贡献，同时也包括八小时以外的劳动创造。《改进社科成果评奖方法的一点建议》（19870522），指出要面向社会调动广大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改革评奖方式保证其科学性，公开获奖人员、成果、等级等名单，召开授奖大会予以奖励等等。

我在《人事档案应向本人公开》（19880708）一文中写道有以下几点好处：其一，可保证人事档案的真实准确性。其二，可以监督人事档案的管理者和撰写人事档案的领导者、有关人员忠于职守、不徇私情，更可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撰写档案材料（包括各种鉴定、评语、证明材料等）图报复、泄私愤，达到压抑、坑害人之目的。其三，可以帮助人反省、自励。这个话题说了这么多年， 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起因档案问题而成为新闻。看来，改革人事档案管理也应摆在组织人事部门的议程上来才是。这篇文章发表已经过去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个人档案不能向本人公开而发生限制人才成长使用的事件，还在成为新闻散布于社会。真心希望有关政策主管部门制定相应改革举措，既要保证档案的严肃性，同时，也让档案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我写《学会用大众媒体传播科学文化知识》（20061018）是因两个由头促使：一是余秋雨教授参加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当评委，一是易中天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品三国。这都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他们又都先后被请进了电视台与主持人面对面一起交谈，也算是回答了观众朋友的一些问题。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但我以为，还有一些话要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有着什么样的责任，在大众传播工具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做学问。

我们不是常讲要与时俱进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将它的优势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学问人，应该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充分掌握和利用大众媒体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在这里有一个观念是需要转变的。前几年，由美国医学博士斯宾塞·约翰逊撰写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世界，自然，这本不到4万字的小册子，也在中国的大地上走红。这是一本寓言故事，作者通过虚构的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四个角色的演绎，告诉人们如何在今天变革的时代，笑对变化取得成功的方法。道理简单得很。但是，就是这样的著作却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促使年轻的一代和广大读者从书中受到教益，正确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一本4万字的小书是不能凭职称的：作者是一位医学博士，却写了管理方面的著作，这在国人看来又是“不务正业”了。什么是学问，怎样做学问，看来中西方的学者和大众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向别人学习。

我在评论中写到：“利用大众媒体作一些普及教育，是当今时代对学问者提出的新的迫切要求。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排斥和冷漠它。为让普及落到实处，提一个建议：国家在鼓励学者们做学术时给予的几万、几十万以至上百万过千万元资助时，可否对科学文化普及者予以同样的褒奖；在对学问人工作绩效和学问水平考核时，可否加上利用大众媒体传播的成果和效果。当今的学人，除了少数特殊人物外，大都该学习做一个传媒知识分子，这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事，望有关方面予以关注。”

时下，很多演艺明星、体育名人在公众场合的签名条幅画版上，在自己担任形象代言人的广告张贴画中，把自己的签名写得龙飞蛇舞、歪歪扭扭，叫人无法辨识。这种签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原本规范的四方汉字夸张变形，完全失去了以字表意的功能；另一种则是运用外文或不规范的外语字母任意变幻成无法辨认的随意线条。 对此，我写了一篇评论《把公开签名一笔一划写清楚，不丑》（20220521）。

我在文中写道：俗话说，文如其人。这里说的不仅是一个人写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包括一个人在签名中所反映出的性格品味和文化素养。现在，书法学已经上升为与美术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能培养出自己独立的书法学博士。而题款、签名、印章则是书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那种不清不楚的签名，不要说达到宣传推广的效果，殊不知也是对明星本人的一份羞赧。一笔一划，把自己的名字写清楚，大家都认识，这样的签名，不丑。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写下自己的名字，规规矩矩，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家机关名义颁发的全面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有关方面要认真落实文件精神，加大行业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力度，强化学校、机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信息、公共服务等领域语言文字监督检查，将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纳入行业管理、城乡管理和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创建内容。

公开签名不仅是明星的事，还有公务人员、教师、医生、记者、作家等公众人物，当好表率，在公开场合签名时，请力求将自己的名字写得清楚，让公众都能方便认识。

《光明日报》是一家知识分子的报纸，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常常受到它的重视。

2011年，我随高校学术访问团到美国的东部城市和大学访问。所到之处，我发现所有的楼堂馆所和交通要道处的时钟都准确无误。但是，在我们参观波士顿大学里中国孔子学院时，却发现墙上的时钟停了。询问负责人，说是“没有电池了”。我用行走的手表与停摆的时钟对比，拍了两张对比照片。

回国后，我写了关于城市时钟要准的评论，没有什么反响。2014年，我应邀参加武汉市政协会议与市长对话。此刻，我将在美国拍摄的照片和我参加政协会议发现驻地、车辆时钟不准的问题，特别是大会所在地武汉剧院时钟停摆的照片在会场上展示，引起了唐良智市长的积极回应：要求市政府的钟都要调准、政府官员带头守时，对城市的时钟要检查维修好。随即，市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倡导“时间文明”活动的通知》，在全市开展倡导“时间文明”活动。对此，新华社发布通稿，中央及地方媒体跟进追踪调查报道，我也先后在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评论和理论文章。我撰写了《倡导“时间文明”新理念》（20130313）、《中国时间和中国效率》（20130815）和《倡导时间文明》（20160117，“理论与实践”版）。

在这些评论和理论文章里，我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

时间文明讲的是在一定时间里对人们行为准则的要求，其一、规定性，即在一定时间里规定要求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其二、信用性，即在规定时间里按承诺的要求予以行动。其三、平等性，在规定时间里要求所有参与人员一视同仁、共同遵守，不得有违，也不能搞特殊化。其四、有益性，即在规定时间里的所作所为，要有利于自己、他人和社会。其五、层次性，即相同的时间里人们表现的素质差异。

倡导“时间文明”，保障实现中国梦。

所谓认识时间，就是掌握时间的本质和特性，从价值前提上把握时间的真谛。

所谓珍惜时间，就是认识到时间的宝贵，从而珍视、爱惜、节省它。时间反映着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间隔性的矛盾统一，和物质运动状态的顺序性。

所谓恪守时间，就是遵守时间的规定性，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到达、运动、完成某项规定性的工作或任务。

“中国时间”在这里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以人类观察感知到的自然时间。按照国际通用的格林威治时间的规定，全球共分为24个时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统一采用首都北京所在的东八时区的区时作为标准时间，称为北京时间。时间的第二个含义是与计划和管理相联系的社会时间。“两个100年”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最大时间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切在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工作的人们，都该牢牢记住这一时间，并严格按照这一时间表的要求规划和实施自己的工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则最终评判认知与实践的是非功过、真伪优劣。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倡导“时间文明”，用“北京时间”统一全国人民的行动，却是实现中国梦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障。让我们只争朝夕，和谐相处，为实现中国梦做出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一份事业来。

1982年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江日报》评论部工作起，就与《光明日报》评论部保持联系。2001年调入华中科技大学后，除了组织大学生新闻评论团，开办新闻评论方向班，还成立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评论中心除了完成对新闻评论教学的研究外，还要对中国当下中国的新闻评论现状和发展予以调查研究，《光明日报》的评论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继《人民日报》在2013年1月4日推出评论版后，《光明日报》也开设了评论·观点专版，可喜可贺。《光明日报》评论一直与共和国共同成长，引舆情，造时势，每每在重大历史时刻发出极富洞见的“光明”声音。为此，我应邀撰写了《让光明的评论响彻中国》（20130406）的点评文章——

《光明日报》开设评论·观点专版，正是基于在当今时代发挥党报优势，参与观点竞争的考虑，也体现了《光明日报》致力于打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积极努力。评论·观点专版的开设，重构了《光明日报》评论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与生产生态，使其以一种更加聚合、更加强势、更具穿透性与战斗性的姿态，重新立于国内万众喧嚣的舆论场。此前那种栏目式的、分散而碎片化的评论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观点激烈竞争的时代，只有将所有可以援用的力量聚合起来，制造新闻评论的聚变效应，才能在言论的自由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游刃有余地引导舆论，满足公众对主流观点、权威意见的渴求。

《光明日报》评论·观点专版，从样态来看，不失大气雍容，符合人们对大报主流媒体的潜在期许；从形式上看，评论栏目丰富而多样；从内容上看，《光明日报》评论锐利中有审慎、激情中有冷静，勇于和善于触碰社会热点，以温和的建设性独树一帜；从表达上看，其文往往短小精悍，文风清新隽永，回味悠长；从写作主体来看，不仅有本报评论员文章，还有政府官员、以及各个方面的社会人士的来稿，体现了“开门办评论”的旨趣，在党报的历史上，这其实是不多见的。

当然，《光明日报》评论·观点版刚刚开设，有些方面还需要在探索中加以完善。改革未竞，主流媒体肩负重大历史使命。希望《光明日报》评论·观点版，阐发更多“中国好声音”，为实现瑰丽“中国梦”而奋发进取、更上层楼。

随着时代进步，网络媒体也迅速发展，人们表达意见的方式和载体也越来越多。除了向报纸投稿，我也学习着向媒体的网站传稿，除了文字的外，还可配图，时效都不错。2023年2月10日，我在《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时评”上发了评论《嗨，向为了不起的我们鼓一鼓掌！》

我在评论中写道：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带领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进、众志成城，这样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人民拜年时说，“过去的一年很不平凡也很不容易，我们一起努力，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战，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大家都作出了贡献，每个人都了不起。”正是这些了不起的人们，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付出，我们要为他们鼓掌，向他们致敬；同时，我们也是了不起人们中的一员。在此，我们也要将掌声送给自己，向了不起的我们鼓一鼓掌！

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奖励和激励理论，在国内首先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奖励学”，先后出版《奖励的科学与艺术》（科学普及出版社）《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湖北人民出版社）等5部专著。我在评论中运用了其中的相关知识说明了自我奖励的重要性——

心理学家运用科学数据进行了不同人群的对比研究发现，自我奖励同外部奖励具有效果相同的积极成效。自我奖励也是人们获得满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对人们思想的跃迁、行为的突进、力量的爆起都会产生神奇的作用。古人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奖励好别人是不容易的，奖励好自己就更难了，而自我奖励正是认识自己、征服自己的一种积极表现。在迈向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已经走过艰难曲折的昨天，正在经历任重道远的今天，翘首展望波澜壮阔的明天。气可鼓不可泄，力须聚不可散。捧出我们的真情，向作出贡献的了不起人们鼓掌！向了不起人们中的每一个人鼓一鼓掌！

我与《光明日报》联系30多年了，除了学习撰写评论、理论稿件外，有时也写点副刊小文。如2016年5月13日，我在《光明文化周末》上发表了一小文《篆刻确实有趣》。 文章介绍了朋友给我寄来了有“李岚清”签名赠送的三本大书，其中有一本是《原来篆刻这么有趣》，里面收集了作者71岁退休以后的篆刻作品选。李岚清同志曾担任过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知道他喜欢音乐，退休后写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举办讲座。拜读《原来篆刻这么有趣》一书，观摩他在书中的篆刻作品、拜读他对篆刻和多方面的真知酌见，确实受益匪浅。我在读初中时，就喜欢学习篆刻画画，到当时的海员文化宫，跟着魏康强、陈作丁等老师学了几天画，后来就下放农村了。参加工作后，有的书法、篆刻作品还在报纸上补白发表过。报社在发表文字稿的同时，还配发了我刻于上世纪80 年代的一副篆刻《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1981年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