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宇系列回忆录⑨：回忆与杂文报刊交往的文字岁月-尊龙凯时首页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杂文作为将新闻与文艺融为一体的政论文体，一直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青睐，鲁迅先生是一面旗帜。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杂文是人们最早“重拾”起来的“批判的武器”，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也带来了杂文“武器的批判”。（涂光晋：《时代之“声”——新时期中国新闻评论研究》13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里需要介绍的是中国第一份《杂文报》和《人民日报》举办的“风华杂文征文”。

《杂文报》创刊于1983年，由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高扬主持创办。1994年，《杂文报》被中国新闻学会、北京工人集报协会评为“我们最喜爱的全国百家优秀报刊”之一。在办好报纸的同时，杂文报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杂文活动，利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团结全国广大杂文作者，繁荣杂文创作，促进杂文事业的发展。1985年，杂文报组织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杂文研讨会——北戴河杂文研讨会，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名杂文作家、杂文编辑和杂文理论研究者前来参加研讨。该报先后与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联合开展杂文征文活动，与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中国杂文鉴赏辞典》，有人称其为我国第一部有关杂文的百科全书。该报曾在2011年改版，改版后的报纸每周发2期，分别在周二、周五发刊，版面为8版4开 。《杂文报》于2014年12月25刊发启事，2015年1月1日起停刊。

1988年7月至9月，《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举办了一次“风华杂文征文”活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收到7000多篇来稿，编辑部选择了61篇刊出。集于麾下的，文化人自不必说，基层来者如干部、技术员、个体户中也大有精粹之作，人数是一半对一半。于是，“以凤引凰”，人民日报的“大地”上一片唱和之声。究其故，是因为撰文者切近现实，由此激发情感，为改革开放为民主科学鼓与呼。在民主渐进的今日，终于迎来了杂文的一次“无霜期”。《人民日报》1991年开办《金台随笔》专栏，将副刊杂文化，季度评奖与举办征文活动，成为该栏目经常的运作方式。到90年代末期，“大地”副刊一度出至周三刊，几乎每期都有1篇以上的杂文见报，每年刊登的杂文多在百篇上下，有的在发表时还配发了漫画。漫画的巧妙配合，使杂文增加了可视性，而杂文与漫画的适当搭配，也成为《金台随笔》栏目的一个特色。这就是当时媒体上杂文写作和刊发的形势。正是在这种文字环境里，我也学习写作了一些杂文，感受到在杂文世界里的另一种文字乐趣。

2001年我调入大学，为该栏目写了一篇《当老师的感觉》（2001年9月6日），反映了自己职业转行的感受，获得当年“金台奖”——

因工作调动，来到了位于武汉喻家山下的华中科技大学任教，转眼就是一学期了。 常碰到朋友问起：感觉如何？

来到大学感受颇多，但感受最深的要数这里人们的相互称谓和由此反映出的人际关系。刚来学校，待人打招呼，自然是按社会上的习惯高喊“书记”“院长”“主任”“处长”“科长”“经理”们。可没几天就觉得舌头笨拙了——除了我这个“新生”如此称呼外，别人是很少这么叫的。入境问俗，看来我还得补上这一课才是。在大学校园里，人们喊得最多的还“老师”。“老师好”，喊“老师”更好！

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之地，当教师的自然为多。虽然我刚到校任教，但同学们见到我仍是那么甜甜的喊着“老师好”！这一声称呼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种对人的礼貌，它更意味着对受称者的一份期盼，它意味着我要担起教书育人的重担。

“老师好”，称“老师”好，这自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曾记否，报章揭露的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事例，不是有好多就发生在大学校园么？在教师的职称评定、职务升迁时，不是也出现过令世人惊诧和叹息的事件么？在教师和其他人员的交往中不是也发生过隔阂和不快么？特别是在以“老师”自居的少数官员中，不是也上演过整人、辱人和损人利己的丑剧么？

呜呼，“老师好”，争取把老师当好；称“老师”好，不仅仅在“喊好”上！

《杂文报》是刊登杂文最多的地方，也是我投杂文稿最多的媒体。多年来，该报先后刊发了我写的多篇杂文随笔，有的还获了奖。全国其他不少媒体也开辟了杂文、随笔专栏专版，那里也是我写作的广阔天地。上世纪80年代，写杂文，生意兴隆，也颇叫座。全国性，地区性、联谊性的杂文大奖赛、小奖赛此起彼伏、连年不断。优胜者除了能获得精美奖状、丰厚奖金外，还有“二锅头”“老白干”若干，以酒助兴，舞文弄墨，老九们自然悦乎！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打着“负责”旗号的不负责行为，混淆视听，害人误事，严重的还祸国殃民。比如说，因为外校组织师生出外活动发生车祸，为了对师生和家长“负责”，于是本校发出通令，取消一切组织师生外出旅游、开会、考察等活动。因为一处小煤矿、小砖厂、小作坊发生事故，为了对上级检查机关“负责”，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一纸命令，停开一切小企业（也不论这些企业是否合法，是否有效，是否对社会作贡献）。 因为要迎接各种各样的节、庆、会，为了对各种形象工程和上级首长“负责”，停止或拖延了原本就很急迫的城市建设，以至给城市居民造成三年至五年的出行不便和由此带来的众多麻烦，行政首长解释，这是为了市民美好的明天……

针对这种现象，我写了一篇《警惕“负责”的不负责行为》——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打着“负责”的旗帜，实际干着不负责任的事情，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干部考核和任用机制上还存在着严重问题。说假话，干假事，一切都是为了对上级领导负责，而有时候有的上级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正需要这样的下级表现。“上有所喜，下必效焉”，扭曲的干部任用和社会赏罚机制才造成了当下的不负责任现象。至于社会上时常出现的以人头担保“负责”的，以党性原则“负责”的，以丢乌纱帽“负责”的，以巨资赔偿“负责”的，我们更不要相信他们。

（2008年8月19日《杂文报》）

今天我们进入了新时代，但是这种以“负责”姿态出现的不负责行为，仍然表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坚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使广大干部真正担当起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来，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是一个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专版，“杂文”是他们的一个品牌，我也学着写作，其中有两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1990年举办的亚运会上，我国某些传统获奖项目中出现了危机，如乒乓球比赛，男团失去了决赛的机会，女子双打又败于南朝鲜拍下，金牌和奖牌被别人夺去了。于是乎，有人大呼“狼来了”。就此，我写一篇《“狼来了”又何妨》——

……

世界上的事很复杂，很多情况需从多方面看才是，“狼来了”便为一例。

“狼来了”好不好?

其一，不好。由于“狼”先生的到来，把本来该我们夺取的奖牌夺去了或在我们摘取奖牌的征途中设下障碍。如果一路顺风，全部奖牌囊括，那该是多么风光的事呵。“狼来了”当然不好。

其二，正是由于“狼”先生的到来，才使我们领教了“狼”的各种招数，在和强手的对峙中暴露出我们的不足和弱点，找出差距，迎头赶上。因“亡羊”才去“补牢”，还不正是我们常说的“交学费”么?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这难道还不是“狼来了”的功劳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则还是时而有“狼先生”光临才好。

“狼来了”又好又不好，这似乎很矛盾。其实，世上的许多事都是这样对立的统一，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

试想一下，如果有朝一日，中华儿女囊括了亚运会和世界奥运会全部奖牌(当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假设)，那么还有必要举办亚运会和世界奥运会么?

“狼来了”需要提防，但没有了“狼”就好了么?

（1990年10月11日《解放日报》，1990年12期《新华文摘》转载）

大千世界，纷纭繁复，既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也有许多简单的问题。一般来说，复杂问题，由于其种类多，头绪杂，涉及面广，牵扯因素多，因而认识它、解决它也就较为吃力、费时；反之，简单问题，结构单纯，头绪少，涉及面窄，牵扯因素少，因而认识它，解决它也就容易、迅速一些。尽量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简单的问题不复杂是可行也是必须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涉及人们利益或关系某项工作决策时，却总有那么一些人恰恰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给忘记了（不一定都是无意的），屡屡出现把该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怪现象。为探究此怪现象，我撰写了《关于“简单的事情办不好，复杂的事情办得漂亮”之研究》——

……

有人说简单的事情很容易就办好了，办事者的能耐何以体现?有人讲，办事情就讲认真，事情办得太快，难免有草率之嫌；也有人说三处九科一十八股，如此众多机构，人人过问，不是更能体现民主的作风、集体的智慧么?也有人讲，并非所有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办得漂亮，这要看谁交办，谁去办，为谁办;当然也有人讲，这是鲍夫曼故意挑中国人的毛病，希望我们把复杂的事情办槽，把简单的事情办砸，别理那一套，走自己的路……

呜呼！但愿这些都不是正确答案。

（1991年9月15日《解放日报》，1991年11期《新华文摘》转载）

《文汇报》是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日报。该报不仅报道、理论宣传做得好，副刊也很有影响，“杂文”就是一个名牌专栏。我在上面写过一篇《假如我又活了》的杂文，是因为我在前一年《武汉晚报》举办的“全国晚报杂文大赛”上曾写过《假如我死了》一文。

在一年前论“死”的文章中写到：“那天，我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沉浸在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简洁有力的乐曲里。突然耳边传来十分熟悉，带有地方色彩的铿锵声语一一安息吧，我们的好同志！你要求入党十八年，是一位经得起组织考验，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在思想上已经入党的真正共产党员。现在，我宣布机关党委的正式决定一一我太累了，没有听清后面的话……

我再也睡不下去了干脆把耳朵竖长一点，眼睛是睁不开了——你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你刚正不阿，实事求是；你关心老同志，热爱下一代，堪称青年楷模；你人到中年，还是孑然一身，真是晚婚晚育的模范。缓缓而行的告别人群中，不时传来抽泣和叹息声。我仿佛听见老丁说我思想解放，开拓创新，小王说我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老肖说我文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小杨说我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假加我死了，人们还像对活人那样待我，假如我还活着，人们像对待死人那样对我，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年后论“活”的文章中我写到：“现在首先宣布，撤销去年对你的悼词。你十八年始终不渝地要求人党，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未能如愿，说明你还存在不少缺点、弱点、毛病。现在你又活了，再接着努力吧！副科级的任命虽然已经批下来了，因为你又活了，加上群众也有意见，暂缓宣布执行;准备调给你的两间总共12.5平方米的住房，因为你的死亡警报已经解除，改作他用;你用三年时间研究写出的那份学术论文已打出清样，原准备送出去发表，现在你又活了，咱们就慢谩来研究一下，好好推敲，不要忙于发表了。……接踵而来的人群，还在漫无边际地发表各种议论，重新‘正确’认识我这死灰复燃的生灵。我听着听着，不禁长叹一声：‘假如我活了，人们还像对死人那样待我；假如我死去，人们像待活人那样对我，那才真是好啊！’”

1989年4月24日《武汉晚报》 

1990年9月14日《文汇报》，1990年第6期《杂文家选刊》转载

人生在世，总要做很多很多的事，也要听很多很多的话，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和去世时人们的评价相一致该多好啊！人活在界，历经沧桑，砥砺前行，如果处处都能听到离去时的话语，那么对奋斗者来说该是多大的激励！假如我死了，那毕竟是“假如”，假如我活了，可却是真实的存在。死亡只在一瞬间，生活却要付出很多。为了让“假如”更美好，为了让存在更真实，作为这个时空中的你、我、他，我们大家，不是更需和谐相融、互励共进么——这确不是假如，而是真实的存在啊。

就生死话题，我还在《云南日报》写过《更新一下“死”的观念》（1991年1月18日）《悼词外的颂歌》（赵振宇著《与灵魂对话》19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遗嘱》和《豪华墓地为哪般》（分别载于1994年8月20日和12月24日《吉林日报》）等。

报纸上经常有关于狗咬伤人、咬死人的报道。君不见，那打狗制狗者也大有人在。据《春城晚报》报道，云南省丘北县一农人将该县酒厂党支部书记的一条花狗打死。结果呢，打狗者披麻戴孝，为死难之犬上坟，并从东门到西门沿街学狗爬，这算不算英雄创举？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江苏省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氏养一狗，咬伤多人，受到公安、防疫、新闻部门的干预。结果呢，他比那位支部书记更厉害——“群众算什么东西”，“我还在位，只要我一跺脚，你们就别想出沛县城！”为此，我写了一篇《狗咬人，新闻乎》——

…………

人已死去自然不能复生，但疯狗的主人在哪里，我想不难找到。即便是条丧家犬，将其击毙，我想也不是件难办的事呢吧？但终究未见下文。

什么是新闻的定义，这是新闻学家研究的事，我不明白，也不便评说。但作为市民，我总在想，狗咬人，人打狗这类事还是别当新闻好。

早年，鲁迅先生就有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檄文。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没打死的狗，也不知如今又繁衍了多少代子孙和异化了多少个新品种。但先生说的“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总是对的。我想，这话大概不是仅仅对那位支部书记的花狗的吧？

1989年4月29日《中国青年报》，获该报“求实篇”征文甲等奖

在有些情况下，随便说说，不仅可以而且还会收到好效果。但是，不能凡是讲话，都随便说说，那样不但有损领导形象，影响群众对领导的信赖，而且还可能因讲话的随意性贻误工作。前不久，听说一个留学生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就国内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与有关方面负责人举行了一场座谈会。没想到负责接待的某位领导干部，打着哈哈说，今天很高兴与同学们见面，但本人没有什么准备，就随便说说吧。同学们一听，这么重要的会议，本想就一些不解的问题听听领导同志的意见，没想到这位竟没有准备，随便说说。有的同学当即便告辞了——“谁有时间听他侃大山”——座谈会不欢而散。

为此，我在《随便说说》一文（1991年8月5日《经济日报》）指出：“身为领导，出席重要会议，既要讲话，就应认真准备，有的还须集体研究、讨论。逢会必讲，逢人必讲，讲起来不受时间、范围、政策的限制，想到哪说到哪，怎么方便怎么说，这种‘随便说说’的作风在某些时空里是不适宜的，在某些文字表述里也是不妥当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历史留给我崐们的教训太多了。‘随便说说’也并非领导者的专利，凡正常人开口讲话都会碰到，都该提醒一下自己才是。”此文获得该报举办“王府井随笔征文”的奖励。

改革开放，新观念、新事物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各地开展的“假如……”活动便是一例。君不见，商店开展“假如我是一个頋客”活动，改善了服务态度；医院开展“假如我是一个病人”活动，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机关开履“假如我是基层，我是群众”活动，转变了工作作风。真可谓，神州大地处处都“假如”，就连小学生也不例外。前几年羊城开展“假如我是市长”活动，不是有一位小学生因提出一条好建议而受到广州市长的接见和嘉奖吗?

为此，我在《假如没有“假如”》（1991年9月30日《法制日报》）一文中写到：“说‘假如’活动好，是因为它确实可以促使人们转变态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在需要开展‘假如’活动的地方和时间还是开展一些为好。但是，开展‘假如’活动的基础是人们情感，而情感的变化是不稳定的。即使‘假如’那阵子做好工作，也难以保证‘假如’以外的更多时间(这才是真正社会角色的时间)有好的表现。搞好本职工作，这是岗位职责对每个岗位人的要求，这里不需要任何假定关系。为达此目的只有从理性的角度，在法制的轨道上，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假如各地区、各单位、各行各业都做到这点或都努力去这样做，那么，我们还需要开展‘假如’活动或大力提倡开展‘假如’活动吗?我们的新闻媅介还会有大量宣传‘假如’活动的报道吗?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假如。”此文在该报“良言征文”征文中获奖。

我在《深圳特区报》“议政茶座”写了一篇《形式主义为何屡禁不衰》——

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们主观认识上的问题或心怀叵测者外，大都与社会提倡什么、奖赏什么，反对什么、惩罚什么有关。试想一下，如果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的人都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如果做表面文章好大喜功，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者都要受到指责和处罚，有谁还敢如此胆大妄为？当然，用形式主义来糊弄自己，又用形式主义去欺骗别人的人自然不是什么普通人。所以，反对形式主义，讲究求实务实，重要的还是从领导者做起。建立有效的社会激励机制，对于真抓实干卓有成效者予以奖赏、表彰，对弄虚作假空谈误国者予以惩处、批评，难道不是杜绝形式主义的重要一环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坚持反对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出路在哪里？我在2018年1月31日《人民日报》一版“今日谈”评论中写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作风怎样，群众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现实中，为何有的干部‘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除了权力观、政绩观出了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评价没能转化为影响干部去留升降的硬杠杆。在这个意义上，要让‘群众意见’得到实质性尊重，既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也有必要进一步用好群众的评议结果。作风好不好，群众来监考。‘什么是作秀，什么是真正联系群众，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更好地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才能以好作风成就新作为。”文章不长，讲的道理却是真切的。只要我们思想明确了，制度落实了，人民群众的意见能够确确实实决定干部的职位了，那么在全局上，在大势上，形式主义还不能有效地被扼制么？

1995年3月1日《深圳特区报》“议政茶座”

我先后在《福建日报》刊发《“要奖”与“给奖”（1993年2月13日）》《婆婆也不是好当的》（1994年12月11日）《谁是真正的上帝》（1990年5月26日）《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1996年7月3日）《要廉政更要勤政》（1996年6月月6日）等文章，前面两篇杂文还在征文中获了奖。前一篇文章写的是：当今时代竟有人公开大模大样要求奖励了。报刊上有人做文章，对伸手要表扬的人伸出一个指头刮脸皮，看来是持否定态度了。我在文章中写到，奖励是重要的，国家宪法和法令都有明确的规定：“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特别要办好若干种代表我们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被视为崇高荣誉的奖励”。一个人仅为个人的名利而劳作，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社会如果忘了对人们的奖励，那么社会正气将难以树立，社会生产也将难以迅速发展。谁对奖励轻视，必将受到轻视奖励的惩罚；同样，谁对奖励滥用，也必将受到滥用奖励的报复。为何有人敢于不要脸面要表扬，为何有人作出了卓越贡献受不到应有的嘉奖，为何有人把奖励当成自己的私物可以随意赐人，这些难道不该引起奖励法规制定者、执行者们的深思么？后一篇文章是对行政管理中上级机关如何与下级管理部门处理好相互关系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仅中国内地报刊上的杂文兴盛，香港地区的报纸也常常刊发此类文章。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消费还有强迫的么？有，朋友碰到过，我也遇过。一次，朋友慕名到南方一城拜名楼。导游小姐递上一张登楼门票，朋友喜握。紧接着，导游小姐又递上一张欣赏音乐的门票，朋友纳闷了，音乐会哪儿没有，干嘛跑这么老远来欣赏？虽说是当地出土古乐器演奏（其实只是放放录音磁带而已），听不听也得由游客自己决定呵，哪有强迫人“欣赏”之理？后来才知道，这些门票都是要掏钱的。就此，我写了《强迫也能促使“消费”么》——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竞争原则，即优胜劣汰、按质论价。任何企业、任何单位，要想赚钱，要想吸引消费，要想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根本一点在于生产优质的产品、提供良好的服务。“微笑服务”何以受到推崇，以我之见，便是以优质的产品、良好的服务使消费者“愿者上钩”、常来常往。做生意都想图个吉利，长有长发。但“强迫消费”只是短期行为，命肯定长不了。当然，要使消费者“愿者上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只要经营者们认清了形势，多动一些脑筋，办法总是会有的。这里还想补充一句，对于那些提供“强迫消费”者，有关方面应该干预一下才是。

（1993年3月28日香港《大公报》）

我在《舌头的功能》一文中写到——

舌头，除了有辨别滋味的作用外，它的最大功能就是发音说话。大凡正常人哪个不说话呢?可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说起话来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叫人听了感觉舒服，想着信服;有的人说话丢三落四，东扯西拉，听者往往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无底;有的人说话丁是丁，卯是卯，好是好，坏是坏，不夸大，不缩小，对上不卑，对下不亢，有成绩说足，是问题讲清，可谓一片真心可对天;有的人挤眉弄眼，阿谀奉承，欺上瞒下，颐指气使，好人可以说坏，坏人可以说好，大事可以说小，无事可以生非，有道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有人说讲好话容易，我看未必。成绩虽然都讲足了，但像开中药店样样都有面面俱到，以谁为纲，如何发扬才能使整体素质都有提高，榜样如何树立，经验如何介绍，把好话说好可得要动番脑筋才是;有人说批评人最容易，不讲情面就行了，不是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么。话虽这么说，但想治病又想吃甜药的却不少，各种糖衣片不是应运而生么。看来，要想批评人有好效果，选择对话的时间、地点、谈话人和问题的切入点是十分重要的了。把好话讲好不易，把批评话讲好更难，这也是一门艺术哟。

（1993年10月4日香港《文汇报》）

在杂文报、杂文版面、专栏盛行的同时，各类杂文月刊、选刊也应运而生。我先后在1998年、1999年、2001年和2011年等刊物上发表和被转载杂文。

1998年第4期《杂文界》转载我在同年5月21日《文化报》上发表的文章《少一点“老百姓”如何》——

办报纸（包括广播电视）把立足点放在老百姓中间放在大多数人身上是不错的，也是需要大力提倡的。问题是“老百姓”只能代表大多数人，只是一种通俗说法，并不是法律语言。在我们这个法制观念还不浓厚的国家，还是多用“公民”这样的法律语言为好。

“公民”作为一种法律语言它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这里不论党派，不分民族，不问当官与否，不管学问多少，都是平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与官本位的法权意识相比，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大夫意识相比，毕竟要进步得多。在我们国家，“平等意识”比“平民意识”更重要。

宪法中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 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公民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公民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夫妻双方有计划生育的义务；还有最后一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等等。宪法里的这些条文有很多是公民并不熟知或熟知了并未很好实行或颁布了并未得到很好保护的。强化“公民”意识对我们学习、执行宪法，提高整个国家的法制水平是大有好处的。

少提一点“老百姓”，多用一点“公民”，刚开始可能不习惯，用多了用长了也就自然了习惯了。

1999年12月31日出版的《杂文界》增刊，精选了本年度全国报刊杂文。其中收录了我在《绍兴日报》写的一篇小文《“0”有多大》——

在自然数里，“0”表示什么也没有，但是，在社会领域里，在有些人眼中，“0”的威力大得很：因为挂着“0”车牌(在省份后紧接着是0数字的车牌)，就可以长驱直入，不买过路费;因为挂着“0”车牌，就可以恼羞成怒后随意堵塞国道;因为挂着“0”车牌，就可以在不执行紧急任务时无视一切交通规则……这类现象不时见诸报端，受到舆论的谴责、民众的愤恨和有关方面的关注。

据报载，最近湖北、广东的政法部门已经开始对“0”车牌的问题进行了整治，有的对车辆“名片”(即标有“某某”政法机关名称的标牌)也予以收缴，并公布了群众举报电话。黑龙江省公安厅做得更是彻底，决定分期分批全部取消公安机关用的“黑 0”车牌，从厅长到各处室用车全部改成民用的“黑 a”牌照。我想，整治“0”车牌并非仅是政法部门的事，还需靠有关领导机关，新闻单位等配合政法部门将自己单位的“0”车牌予以整治，绝不要小看这件事，它也是关系到党风政纪的大事。(原载 11 月 4 日《绍兴日报》)

《杂文月刊》（2001年4月15日出版）“全国报刊杂文精选”，收录了我在2000年4月23日《长江日报》上写的一篇杂文《谁对胡长青负责》——

2000年3月8日，犯有受贿、行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索贿受贿数额高达545·55万元、还有161∙77万元人民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执行死刑。胡长清是一个变了质的坏蛋，他自绝于人民是他咎有应得，完全由他自己负责！

……据报道，在北京期间，胡长清就伪造学历和学位，下派江西的几年期间，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江西期间，胡长清每年私自外出达20多次以上，从不与组织打招呼，等等，对于决定胡长清的调动、提拔的人，对于知晓胡长清的上述动作的人，对胡长清一案有责任么?没有，没有人会承担！因为，这一切都是集体研究、组织决定的。即使他们有错误，也只是认识问题、态度问题。着眼于长远，寄托于发展，我们还是要爱护他们哟——胡长清一案还是应该由胡长清本人负责。

胡长清是对自己负了责的，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忏悔和劝诫。现在，我们须要研究的是，谁还该对胡长清负一点责？(原载2000年4月23日《长江日报》)

时代在发展进步，在对待领导者行贿受贿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行贿受贿双方都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类似“胡长青”案要负法律责任的人是一个跑不掉的。

2011年1期（下旬版）《杂文选刊》转载了我在2010年12月19《羊城晚报》上写的一篇文章《请本山拒上春晚》——

赵本山于11月28日凌晨3时在搜狐微博上苦求围观的粉丝：“还有两个月就到春节了，每一年这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日子，想想就头痛，网友们，你们有好点子吗?帮帮我吧！拉兄弟一把吧！让我也过个好年！”读罢此文，除了钦佩，我更想说：请本山婉拒上春晚。理由如下——

其一，本山不是也常说要让年轻人多上，要让新人多上，要让其他剧目多上，要让地方节目多上吗?那好，请本山婉拒上春晚。

其二，本山不上春晚，游戏规则得到保证。大众文化也要培养人们的守则意识，名家名角也要有这样的觉悟。此状况要想有所改善，需请本山婉拒上春晚。

其三，少了本山上春晚，有助于塑造中央电视台的良好形象。仅以 2010 年春晚本山演出的小品《捐助》为例：演出结束后，全国媒体恶评如潮，一片“倒赵”声。但是，在央视元宵晚会上，众多媒体却尴尬地发现，央视的结果和他们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为了中央电视台的良好形象或为了改变人们对中央电视台的糟糕印象，请本山婉拒上春晚。

其四，春晚不见本山影，有助于他的身心健康。生命在于和谐，动静相宜才能活得好，活得有质量。本山休息了，“网友们”也就休息了，拉他一把的“兄弟们”也休息了，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也都可以放假过年了，利己利人利国民。

所以，再三劝本山：请拒上春晚。

本山虽有不上春晚的意愿（不知真假），但是，2011年的春晚照常有他的身影。于是，我又在2011年1月30日的《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本山其实很危险》的文章——

当一切利益的共同体都希望本山在春节晚会上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本山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是为了他更可能是为了他们而活着而坚守时，喜哉，悲哉？乐哉，祸哉？呜呼，本山实在太危险！一切与本山利益悠关的人都很危险啊！

文章不仅涉及到本山、与他相关的人、事、单位和机构，更涉及到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管理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至今仍然需要研究解决。